洗冤录·巴县档案｜道咸年间一同家暴案

liukang20243天前热心吃瓜366

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汹涌新闻·私家前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实在案子，窥古代社会之一隅。

由于其隐蔽性与遍及性，家庭暴力自古以来便是难以根除的社会问题。在清代，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很大程度上底子不被视为违法。依照《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则，“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俗人二等[须妻自告乃坐]”，也便是说除非妻子被殴伤至折伤以上，不然老公不必负任何责任。不只是老公，老公的爸爸妈妈、祖爸爸妈妈殴伤媳妇，相同是“折伤以下不管”。

或许正是由于遵从着与成文法令相同的逻辑，《巴县档案》中与妇女相关的诉讼案子将家庭暴力作为要点的并不多；在笔者研读过的六百余件事例中，大约有三十件说到了针对已婚妇女的家庭暴力。而在这为数不多的诉讼傍边，关于家庭暴力的描绘与书写也有必定的特征与套路：家庭暴力一般不会仅仅表现为夫妻二人之间的抵触，反而常常是姻亲两边家庭之间的对立。本文要评论的事例便是这样一同典型的“婆家vs娘家”的诉讼，以及在详细表现形式之外，两边之间频频迸发的抵触中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

缘由：难驯的儿媳与受伤的婆母

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十二，巴县居民张文伦把他的儿媳何姑、儿媳的父亲何伯元和兄弟何秀童告到了衙门（档案号6-011-09209）。张文伦的儿子张光喜自幼凭媒说娶何伯元之女何姑，上一年八月完婚，两家相隔大约五里。依照张文伦的说法，“何姑幼失经验，自适蚁门，性最刁傲，与子不睦，藉端闹酿，已非一次”。张文伦屡次要求亲家何伯元管制女儿，可是何伯元反而怂恿其女，“致使何姑愈为取得权势”。到了当年正月十八，何姑爽性私拿衣物逃回了娘家。张文伦找到乡邻评理，之后何伯元尽管把何姑送回了张家，但何姑依然“红杏出墙”，还在当月初八日再次妄图拿银饰和衣物逃走。张文伦的妻子张李氏妄图阻挠何姑，却被儿媳妇推倒，“跌地挺伤腰脊”。尽管第二天何秀童又把何姑送回了家，却“恶言谩骂，痞骗行凶”。

张文伦的诉状完毕并没有阐明他的诉求是什么，其要点或许是何姑导致婆母受伤，那么何姑应该遭到极重的惩罚，假如把推到地上跌伤理解为殴伤，那么何姑乃至应该被判处斩刑（《大清律例》中规则“妻妾殴夫之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者，皆斩”）。但张文伦好像也没有这种妄图，究竟其诉状中说的是何姑是推了婆母，而没有成心殴伤的情节。而且依据后续验伤的成果，张李氏身上仅在右手肘处有一处擦伤，受伤并不严峻。

这份诉状好像仅仅描绘了一名行为恶劣的儿媳妇，其间当然或许有谎话与夸大，但至少有一点实在性很高，即何姑的娘家与婆家仅仅相距五里，而且何姑与娘家的联络很严密，仅在当年就已两次“逃”回娘家，这也能够与下文何家的诉状相印证。

张文伦诉状

反击：狠毒的婆家与被殴的女儿

同月二十五日，何伯元到衙门反过来状告了张文伦和张文喜。依照何伯元的描绘，尽管何姑“素知妇道，敬孤顺夫无异”，可是光喜母子嫌何姑性情蠢钝，笨嘴拙舌，在当年正月十六和十九日两次殴伤何姑，何伯元只能极力劝说。可是光喜与其“庶母”张李氏（除了这份诉状，没有任何其他文件说到张李氏是妾）却益发猖獗，当月初六拿着洗衣棒槌殴伤何姑，何姑跑到田地里啼哭，张李氏又放纵光喜拳打何姑，导致何姑跌入街坊的田中。第二天何秀童把何姑送回了张家，其时并无“异言”。

何伯元的诉状中供给了许多的细节，比方女儿被打的时刻与地址、运用的东西等，好像愈加可信。何伯元还妄图阐明，何姑其时赤手空拳，怎样会拿着银饰衣物，又怎样殴伤婆母？咱们无法穿过近两百年的韶光，去判别究竟是谁在扯谎，又或许两边都仅仅说出了对自己有利的故事。尽管年青的儿媳在群众认知中更有或许是家暴的受害者，但这无法作为张文伦在说谎的依据，究竟张李氏仍是受了些擦伤的。

张李氏在以上两份诉状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人物。被推倒地受伤的是她，厌弃何姑笨嘴拙舌的是她，怂恿乃至煽动儿子殴伤何姑的也是她。反倒是张文伦，何伯元在诉状中并未指出他曾参加优待殴伤何姑的活动中，可何伯元仍是把张文伦列为被告之首，张李氏却不在被告之列。咱们能够从两个层面剖析张李氏的人物，第一是她作为婆婆与媳妇何姑之间的抵触，第二是女人被告在诉讼中的方位。咱们能看到，在两边的叙说中，何姑与张李氏的抵触都是两家对簿公堂的直接原因。婆媳抵触向来是八点档电视剧热心的论题，这些年群众也逐步意识到婆媳问题的要害在其间的儿子/老公，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男性作为家庭首要劳动力的情况下，婆婆与媳妇是在抢夺作为日子来源的儿子/老公。

更有意思的是，在张李氏如此“狠毒”的情况下，何伯元却没有把她列为被告，而且这是《巴县档案》中的常见现象。假如女人并非寡妇，那么即便女人在描绘中是元凶元凶，诉状也倾向于把她的老公列为被告第一名，而把女人放在第二位乃至更后边。一方面，这或许是遭到了儒家道德的影响，在这种认知中，老公在家庭里承担着管制妻子的责任，假如女人作恶，那么老公即便没有自动指派，也必定怂恿了妻子。进一步来说，《大清律例》中乃至规则，“凡妇人违法，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他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再加上即便女人被科罪，她们所受的惩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以银钱赎罪。既然如此，不如直接把老公作为首要的被告。女人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降低了。

听审：夫妻不睦

本案拖到六月初一才开端听审，县衙门给的结论是“夫妻不睦”，不只是把此事归结为家务事，还疏忽了其间的婆媳问题。详细来说，两边在口供中都供认，何姑在成亲之后仍是常常回娘家，因而张李氏责骂何姑，何姑顶嘴，张文伦一气之下就把何家告到了衙门。全部人的口供，张文伦、张文喜父子，还有何伯元、何姑父女都做出了共同的供述。咱们无法得知这是本相仍是书吏加工的成果。总归，何姑尽管行为“不合”，但未受惩罚，仍是跟从老公回家，而且两边“系属姻亲，不该参商”。

实际上，在笔者读过的全部跟家暴相关的檀卷中，绝大多数都是妻子由老公领回家“管制”，要求夫妻天伦之乐，正如本案中县令所做的决议。也并没有老公或许公婆应该优待或殴伤儿媳而被处分，乃至也很少看到因而离婚的事例。仅有一例离婚成功的，好像也不是家暴直接导致的。巴县居民涂心受之前长时间不在家，归来不见了妻子涂颜氏，道光十三年（1833）五月二十日，涂心受非常困难找到了妻子，妻子却不肯跟他回家，故涂心受拿出贴身小刀要挟妻子，且此事由衙役当场发现。在口供傍边，涂心受和颜氏都说涂心受“甘愿”与颜氏离婚，所以两边才得以离婚。从保存的文件看，这是涂心受的志愿在离婚中起了首要效果，而不是家暴导致的成果。

复兴：“嫌贫退婚”

很明显，两边没有听县令的训诫。第二年，也便是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张文伦又把亲家告上了衙门。张文伦先说了前次打官司的成果，即要他带何姑回家管制，且“不许娘家来往”（这一条在现存的结案文书与其他文件中均没有表现）。可是，当年正月二十四，何伯元传闻何姑与张李氏产生口角，就让何秀童等人把何姑接回了娘家。到了三月十八插秧，家里没人煮饭，张文伦就让张光喜把何姑接回来。可是何伯元“挟忿嫌贫”，让何秀童拟好了退婚文书，指令张光喜照着写一遍。张光喜不同意，就跑回家告知了张文伦。这一次并没有对方的诉状，县令也仅仅说前次现已让张文伦把何姑带回家管制，“勿庸别生讼端”。

不过这是一份在某种程度上很有代表性的诉状，特别是包括娘家因“嫌贫”而拆嫁这一典型的故事情节。一般来说，老公或许婆家的其他成员会在诉状中说，由于嫌贫，娘家就唆使现已出嫁的女儿逃回娘家，妄图拆婚另嫁。家庭经济条件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婚姻的重要要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这种指控真真假假，借一双慧眼也未必看得清，但嫌贫拆嫁的模式化书写的确反映出了老公与婆家的一种焦虑，忧虑失掉非常困难娶进门的妻子，由于失掉妻子不只意味着丢面子，更意味着经济上的丢失，而且这种经济丢失或许超乎幻想。

依据学者研讨，首要有以下三个社会经济要素：首要，由于溺杀女婴和社会上层的蓄妾行为，导致底层公民中的性别失衡与女人缺少。这个现象在巴县尤为严峻，依据《巴县档案》中的一些数据，巴县的男女人口比平均是144:100，这或许是由于巴县聚集了许多船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为夸大的数字。其次，其时遍及存在着生意女人的商场，家家户户都需求女人来出产子嗣，传承香火，男性还需求女人来处理性需求，在男性人口许多的巴县特别如此。再次，彼时普通农民家庭的贫穷以及向社会更基层活动的趋势。娶妻会给家庭形成极大的经济负担，更不必说假如没有儿子，平白失掉一个妻子后还要想办法另娶。一起，对有女儿的人家而言，女儿出嫁拿到的彩礼钱则会是一笔重要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对老公而言，娘家是他对妻子操控权的最大要挟，本案便是例子之一。现有的研讨现已标明，越是底层家庭，其订立婚姻的地舆规模就越小，换句话说，出嫁的女儿能更方便地跑回娘家。不管是女儿在婆家遭到了优待而回家，仍是娘家真的嫌贫爱富，妄图把女儿再次出嫁获利，失掉对妻子的操控对老公与婆家而言，都是经济上的极大丢失。

缠讼：买休卖休与妻妾不好

档案中下一次呈现何家与张家的胶葛是在咸丰四年（1854），也便是第一份诉状的十六年之后（档案号6-020-05085）。可是，这或许是由于中心有许多相关文件未被发现或现已散佚，两边之间的抵触应当是继续不断的。

张光喜诉状

依照张文伦的说法，道光三十年（1850），何伯元指派儿子何之田（大概率与前文的何秀童为同一人）以“恃宠夺毙”指控张家，可是其时县令并未审问。之后何家父子勒索张文伦银钱后（且张文伦好像给了何家钱），将何姑领回另嫁给一名叫寿极轩的人，张文伦对此毫不知情。咸丰三年腊月，何家又勒索张文伦银钱。咸丰四年正月，寿极轩和何家勾结，以“串拐勒搕”为由再次状告张家。张文伦把这全部总结为“勒退于前，串害于后”。

之后档案中保留了寿极轩的儿子寿学文的一份诉状，其间说到寿极轩好像从前以“捉串勒搕”状告过张文伦一家，然后张光喜的小妾杨氏的兄弟杨里秀从前在近邻綦江县状告过寿家父子，可是这全部都说得不清不楚，没有产生抵触的原因和进程。

第三份诉状来自何明哲——何伯元的儿子（这或许是他在这一系列诉讼中的第三个姓名了），在这份诉状中总算有了一点抵触的端倪。道光二十三年张光喜买了秦杨氏为妾，而且怂恿小妾“凌嫌”何姑。道光三十年，何姑出产，孩子却被杨氏害死，因而何伯元才以“恃宠夺毙”转达张家，可是张光喜躲到了綦江县，导致衙役没有找到他。咸丰元年，何姑被张家“嫁送”给寿极轩，何伯元尽管知道可是没有计较。当年三月初九，何明哲的儿子何永璨在何姑家中游玩，何姑带着侄子去张家讨要自己的陪嫁品，杨氏却关上家门手拿棒槌把何姑和何永璨都打伤了。

檀卷中保存的最终一份诉状是张光喜控诉对方（何明哲/何之田/何秀童）是更名翻控，也便是换了个姓名告状，好像是由于之前何家期望县衙能够多传唤某（些）人，但被县令拒绝了，然后何秀童就换了个姓名提交了上面这份诉状。县令对更名翻控此事适当不满，但并未给出任何本质性的指令。整份檀卷以何永璨的验伤陈述完毕，他身上的确有若干处伤痕。可是檀卷中没有留下任何听审记载与口供证词，其实两边都不否定此刻何姑现已是寿极轩的妻子，他们抵触的本质也不清楚，但从两家锲而不舍的劲头来看，何家和张家恐怕会不明不白地羁绊到天荒地老。

这一部分的故事千丝万缕，不过争议点之一好像是究竟谁把何姑嫁给了寿极轩，假如这是张家的所作所为，这便是买休卖休，又名嫁卖生妻，即“在没有正式实行离婚手续的情况下，用金钱买求本夫，使之将妻嫁卖给别人为妻妾的行为”，按《大清律例》的规则，卖妻者、买妻者和妻子自己都需求被杖一百。假如是娘家把何姑嫁给了寿极轩，何姑与家人相同有违法的嫌疑。而这全部依然是上一部分所说的逻辑，不论是婆家仍是娘家，他们都能从何姑的再婚中获利。

别的，这份诉状中愈加招引眼球的或许是妻妾之争，特别是依照何家的说法，小妾害死了何姑的孩子，忍不住让人想起某些宅斗小说中的情节。妾在《巴县档案》中并不是很常见，在笔者随机抽样研讨的一千一百多名妇女中，大约有五十人是或许从前是妾，而触及妻妾不好的诉讼更少，只要七起。就本案而言，关于小妾杨氏的信息太少，可是她的存在的确标明，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情况下，还有一种家庭暴力产生在妻妾之间。当然其间简直总是有老公的参加或许怂恿，一些事例显现，特别是在娶妾之后，老公或许开端或加剧实施对妻子的暴力。

结语

这是一件继续多年且各路元素纷繁杂乱的诉讼，比方害死了正妻孩子的小妾，比方作为首要过错方的妻子却被隐藏在老公背面。这儿咱们只能试着从中提炼出一些要害因子。首要，本案中弥漫着一种焦虑与不安，婆家好像非常惧怕娘家夺回出嫁的女儿。这种焦虑感很有代表性，其背面是女人作为产业在家庭财务中有着极高的位置，在穷途末路之时，妻子是能够出卖的，绝对不能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平白被别人夺走。娘家刚好最有或许要挟到“产业”安全，根据骨血亲情，娘家当然会为女儿的身心健康与日子质量考虑，但恐怕他们也很难抵抗女儿出嫁能够带来经济收益。

更重要的是，本案显现出十九世纪的家庭暴力中某些杂乱的面向，或许说其时家庭结构与今日不同。今日的家暴大多产生在夫妻之间，可是本案中夫妻、婆媳与妻妾之间都或许产生了肢体抵触与暴力行为。特别是婆媳之间或许会频频产生抵触，这也是本案迸发的直接原因。与家暴有关的诉讼主体在清代也并不限于施暴者与受害者，本案中抵触的两边实际上是两个家庭。抵触之所以会以家庭为单位打开，部分原因是在妇女遭受暴力之时，她最或许求助的对象是娘家亲属，而又由于对妇女告状的许多约束，娘家的父亲兄弟会代她出面告状，从而将两边家庭成员都牵扯进来。

咱们还在本案悦耳到了一种了解的声响，即家暴是家务事，是“夫妻不睦”；可是在清代，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契合法令规则的。从另一个视点动身，或许正是这种规则导致了许多人在近现代法令转型后，依然对家暴采纳着无视的情绪。

辛佳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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